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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载:马勇:戊戌政变后对“六君子”动杀心的不只是慈禧|凤凰网独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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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9-24 18:48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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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勇:戊戌政变后 对“六君子”动杀心的不只是慈禧|凤凰网独家

凤凰网历史
2018/09/18 11:35

两甲子以前,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,改革政府机构,裁撤冗官,任用维新人士;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;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,翻译西方书籍,传播新思想;创办报刊,开放言论;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,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,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。
这场改革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,到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,随后,光绪帝被囚,康有为、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、日本,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,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。
今年正好是戊戌变法120周年,凤凰网历史将围绕戊戌变法的前因后果,以及失败原因等一系列问题,专访多名专家学者,下面是凤凰网历史近日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教授实录。
采访/整理:王诗云

马勇教授
1、康有为、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有何作用?
凤凰网历史:历来提起“戊戌变法”,康有为、梁启超都被视作主导性人物,他们实际在戊戌变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?和我们的印象中有哪些不一样?
马勇:过去几十年来,学界很大的贡献就是纠正了“康梁叙事”,(编者注:“康梁”即康有为、梁启超,以下通用)。主要纠正了梁启超的《戊戌政变记》,和康有为的自编年谱《我史》。这两本书给我们这几代人的印象是,戊戌变法好像只由他们两人主导。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,随着改革开放,思想开始不一样了。一方面,把原来加给康有为、梁启超的“帽子”解决了,纠正了原来指责“康梁”是“资产阶级改良主义”的说法。另外一方面,在90年代初期,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,告别革命,走温和的变革,更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基调。在这个过程中,就把“康梁”原来讲的内容越抬越高,因为在近代变革当中,他们是走的是温和的变革路径,指望清政府推动改革,这两方面使他们的地位上升了。老一代史学家,胡绳、冯友兰、范文澜都相信《戊戌政变记》和《我史》,因为当时的基础史料只有这些,不可能绕开,这就是话语强势,康有为、梁启超是当事者,他们确实参加了戊戌变法,又是最早的记录者。
但同时,又引起了研究者的另外一种思考,戊戌变法这么大的政治运动,怎么“康梁”师徒二人就主导了?这样,一些新资料就慢慢出来了。学者们看的档案越来越多,史料出现得越来越多,随着中国经济增长,出版业也有所发达,到了1998年,戊戌变法100周年时,有很多纪念活动,从那之后,我们开始觉得康梁的叙事不对,研究也出现了几个纠偏。
第一,“康梁叙事”可能是很片面的。他们占领了话语强势,是写作者和话语生产者,别人是政治介入者,别人只是做了,没说出来,或者不说。那么就要平衡这一点,去发掘那些“不说”的人的一些问题。另外,“康梁”的做法也有问题,杨天石老师和汤志钧先生同时发现了毕永年的日记,毕永年日记的发现是对1898年戊戌变法的根本性反拨。我们之前讲的戊戌政变,都是指慈禧太后对维新党人的政变,但毕永年是当时在现场的人,他到日本流亡时,在写给日本外务史的信中说,戊戌政变不是清政府对维新派的政变,而是维新派对清政府的政变。
我个人觉得,戊戌变法100周年纪念结束之后,对于它的研究才真正进入到比较纯粹、学理的层面,没有过去100年的那种纠葛了。今天我们再讨论戊戌变法,除了个别非历史学专业的人,借着戊戌讲自己的政治理念,真正历史学研究的戊戌变法,已经非常学术化了。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,不带感情因素。但是过去100年,还是感情多于实论,大家总带着一种感情色彩讨论问题。
2、戊戌变法真是因慈禧而失败吗?
凤凰网历史:在过去的叙述当中,有很多关于慈禧太后镇压戊戌变法的结论,将她定义为“保守派”的代表,但变法初期,慈禧似乎还表现出了热情,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她后期态度上的逆转?戊戌变法真是因慈禧而失败吗?
马勇:这些年我在讨论近代早期工业化的问题,受到蒋廷黻和费正清的启发,蒋廷黻对费正清的《美国与中国》这本书中有一段讨论,他说,如果慈禧太后是一个保守派的话,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中国工业化启动的最初半个世纪。1860年,中国的工业化开始启动,半个世纪后就到了1910年。慈禧太后是1860年,咸丰皇帝去世后,开始和恭亲王联合执政的。从1860年到1908年慈禧去世,这48年是中国工业化启动最迅猛的时候。费正清说,如果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把慈禧太后看成守旧的人,就没有办法理解中国工业化早期的进步。
从现代化史的角度讲,在19世纪晚期的半个世纪,中国的工业化从零起步,到19世纪晚期结束时,中国的工业化、城市化的速度和质量都相当不错。当时的史料可以表明,东方人和西方人都在赞美两位“大女主”:东方中华帝国的慈禧太后、西方英帝国的维多利亚女王,但是到后来,孙中山把这种赞美颠覆了,骂女主执政不好,牝鸡司晨,是中国政治的不正当。
后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,我们要重新讨论历史原初的样子。我比较倾向于,虽然慈禧太后有很多缺点,很多问题,认识不深刻,有偏见,但是我们必须承认,在工业化发生的早期,慈禧太后作为拥有最终否决权的人,她并没有很多地行使否决。因此从1860年到1894年的史料中,慈禧太后基本上没有负面消息。负面消息一是从甲午时代,一是从戊戌政变发生后,这两件事情使慈禧太后的名声受到很大影响,因为这时就形成了之前没有的、强烈的反对派。1894年之前只有一大批清议,有前清流、后清流,但是没有康有为这种异己和孙中山这种政治反对派。
因此,慈禧太后在那时的史料中呈现的形象,就是一个伟大的“女主”。只有在同治皇帝去世,光绪皇帝接班时,有个别御史反对她执政,但不是反对慈禧太后这个人。慈禧太后在中国工业化、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,她大致了解世界大事,是一个开明的,愿意中国往这方面走的人,因为她是这个家的大家长,和《红楼梦》里的贾母一样,哪有家长希望这个家破败的?用现在的话讲,她是主要责任人,是责任主体。
1898年发生的事情很简单,就因为洋务运动几十年,没有触及到中国社会的再造,国家的再造,体制的调整,那时还不存在推翻清帝国,推翻皇帝的问题,就是随着经济增长,体制本身有一个调整改造。像日本明治维新,它的伟大不是推翻了皇帝,而是在皇帝的领导下,调整了国家体制。比如国内统一市场的建构,军政官员体制的重新调整,市民社会的改造,现代国家改造,教育的发生……这些事情中国都没做。中国在之前30年的洋务运动中,就是单打一地畸形发展,魏源称之为“坚船利炮”,在“道”和“本”上没下功夫。
等到《马关条约》签订之后,中国面临着直接性的失败,那时从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到清廷高官,没有一个人反对中国去调整,所有官僚都认为,之前确实是畸形的发展。1895年《马关条约》签订一星期后,清廷就开始发布命令,让内外大臣都思考一下,中国应该怎么改,在这个过程中,慈禧太后的思想观念,和其他大臣应该是一致的,中国应该在原来增长的基础上,接受被日本打败的教训,这就是维新时代的开始,要释放社会,各地开始有活力了。像湖南、直隶都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发展,上海更不用说,社会开始改造,媒体开始释放。为什么梁启超、严复的成功不可能在1895年之前发生?因为那时候清政府虽然没有禁止,但肯定不希望出现这种一篇文章可以震动天下、引导全国舆论的媒体人。
1895年开始,资产阶级准政党政府出现,对后边的政治变革影响非常大。社会改造、政治调整,新教育也逐步提上日程,办日本式的教育,办西方一样的中小学和大学。在这个过程中,慈禧太后至少是不反对的,因为她不是执政者,她只有最高否决权,但她没有反对。从1895年到1897年,中国的发展很平稳。
但是为什么后来会出现这种变革?这就要观察1897年底的胶州湾事件,德国在这个过程中要求进入胶州湾,但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国家,谁敢把土地给外人?中国近代史上,除了1842年把香港割让给英国,之后的半个世纪,再没有敢割让土地,也没有敢把土地租出去。在中国人的观念里,土地是我的,烂在那个地方也不能给你。因此这个时候,外国人没地方做生意,没地方发展自己,找不到土地的利用,这其实是很畸形的状态。
这种状况一直僵持到《马关条约》,《马关条约》给这些国家留了一个机会,就是日本强行要求割让辽东半岛、台湾和澎湖,但是辽东半岛是满洲人的发祥地,史料中记载,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有一个想法,如果打不赢,日本非要土地的话,台湾孤悬海外,可以把台湾给他们,但辽东不能给,因为还有些祖先葬在辽东。清廷大臣把这种想法作为重大事情去考虑。马关谈判时,你可以感受到在李鸿章的脑海里,真正想的不是不能割让台湾,不是赔款问题,而是不能割让辽东,因为这是政权发祥地。
在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当天,出现了“三国干涉还辽”。三国就是俄国、德国和法国。虽然我们今天看不到当时外交交涉中留下的档案,但能猜测出,德国和中国一定有一个交易,那就是德国帮助中国把辽东半岛要回来,中国给德国一个港口作为交换。因为1871年德国正式成立时,就派了水利工程师到中国沿海考察,最近清史委员会出版了两大册考察日记,你可以看到,德国作为一个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,存在产能过剩,金融过剩的问题,需要向东方转移,在这种状态下,德国向中国要求一块土地,一个港口,应该是顺理成章的。在这里的勾兑和解决中可以看到,三国和清政府应该都有这种交涉。
1897年,发生了一个大问题。三年过去了,中国政府没有兑现德国、俄国和法国的要求,中国的外交官就告诉德国人,跟中国政府打交道,要先斩后奏,这样我们才看到历史书里讲的德国抢占胶州湾事件。占驻之后,中德两国谈判,谈到1898年3月,谈出把胶州租给德国100年的结果。紧接着一星期后,把广州湾租给了法国,再过了一星期,把大连湾旅顺口租给了俄国,紧接着,英国要求扩大香港的租界,要求租借日本人占领的威海。这种状态直接导致了空前的政治危机。
我想,清政府在谈判当中,从外国人强制性地要,最后谈判成“租”,应该说是一种重大进步,终于从《南京条约》中的强制性割让退回来了。毕竟出租的土地主权在中国,租期一到可以还回来。但是也有个大问题,清政府的政治不透明,清政府的用意以及和外国人谈判的外交交涉,大家都不知道。因此1897年到1898年的谈判过程中,南方、特别是北方,严复的《国闻报》一直在批判这件事,煽动德国人很坏,清政府很软弱,这不就把民族主义激活了吗?我个人认为,1898年春天,清政府签订的这三份协议是中国开放的巨大进步,解决了土地的合理利用,解决了外国对中国投资的担心,应该说是很好的事情。
但是知识分子就不同意了,谭嗣同、严复、梁启超、康有为都认为这是一件亡国的事情。梁启超讲,要做好亡后之作,谭嗣同讲,中国都亡了,我们怎么办。因此,1898年春天才开始推动了政治变革,在整个变革过程中,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都还很得沉住气,因为他们不在第一线主持,在第一线主持的是恭亲王。从1860年开始,恭亲王就断断续续地主持朝政,1884年中法战争后休息了十年,但是总体来讲,在甲午战争后,恭亲王对清政府稳定性的掌控力度是不必怀疑的。因此,恭亲王在的时候,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情绪化并没有掀起风浪,但是历史的巧合发生了,在这个关节点上,恭亲王死了,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很不一样的变化。
凤凰网历史:您曾说,真正能够约束光绪皇帝的只有恭亲王,为什么这么讲?恭亲王在戊戌变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?他的死对戊戌变法的影响是什么?
马勇:恭亲王一直是个“稳定器”,他一死,原来的这套政策就不行了,在某种意义上来讲,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呼吁政治改革,就被清廷接受了。接受之后,清政府还是有次序地回应了知识分子的诉求。知识分子的诉求也很简单,就是中国要调整政治架构,但这个政治架构不涉及到皇权问题,康有为以及其他青年知识分子,都在讨论说能不能在皇权之外成立一个咨询班子,在军事上,甲午战争之后如何重建海军,建设现代化的陆军体制,改革军队架构,以及商业如何从真正意义上推动中国的发展。1898年清政府和知识分子的互动其实是良性的,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和军机处的大臣,基本都能良性地回应知识分子的诉求,因为知识分子毕竟是社会的先知先觉,我们从大量的奏折中可以看到,特别是光绪皇帝允许草民上书之后,人民有建议,清政府会研究讨论,适当发布命令,把讲变法的奏折连篇累牍下来,那就是良性互动。
为什么说恭亲王是真正能约束光绪皇帝的人?我认为,在清廷的政治架构中,恭亲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咸丰皇帝。慈禧太后是咸丰皇帝的未亡人,她是在代行咸丰皇帝的政治架构。但是咸丰皇帝死时顾命八大臣,八大臣中即没有恭亲王,也没有醇亲王,都是非爱新觉罗家族的职业官僚和满洲贵族。但1860年咸丰皇帝去世后,恭亲王和慈禧太后发动了辛酉政变。辛酉政变有它的非正当性,毕竟咸丰皇帝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做出了顾命八大臣的安排,但这个政治决断被推翻了,权力转移到了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手里。这就是一个非正当性的政变。
但是恩格斯讲,“恶”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。我们去运用分析这个道理,近代中国之所以不能学西方,不能进步,是因为没有“恶”。这种非正当政变的发生,怎么取得政权的合法性?那就是之前不敢做的,慈禧和恭亲王必须要做,之前清廷和西方已经打了一个世纪交道,从1770年代起,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,产能兴旺,中英之间的贸易就开始慢慢失衡,越来越严重,但是之后的一百年都没能解决。所以恭亲王获得权力的支撑,确实能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工业化,恭亲王写过《办理通商善后章程》六条,解决了后面几十年的发展路径。因此在这个过程中,恭亲王赢得了清廷的执政权力,他是议政王大臣、军机处首席、总理衙门首席。
同治皇帝接班之后是很跋扈的,他认为政权的正当性是从咸丰传到我这来的。1871年同治皇帝亲政,要修复十年前被毁掉的圆明园,结果恭亲王就跪在他面前表示反对,叔侄俩意见不统一,结果同治皇帝就很生气,最后把恭亲王撤职,免掉他所有的头衔。过几天慈禧太后知道了,就批评了同治皇帝,把恭亲王的权力全部恢复。那么清廷的政治高层就认为,恭亲王是一个有眼光的人,是一个对国家、对清王朝负责任的人,我们才感受到了恭亲王领导的政治威望。直到1875年,同治皇帝去世,迎来四岁的光绪,拿恭亲王当皇叔,因此在光绪皇帝成长的过程中,恭亲王就对他开始有很强的约束力。慈禧太后也把光绪皇帝的教育授权给了包括恭亲王在内的大臣们,她前面一个儿子,由于教育不当毁掉了。现在过继一个儿子,不能再犯历史错误,因此恭亲王在光绪皇帝的成长过程中是有力量的。所以1895年,恭亲王再出山,协助光绪皇帝处理外部危机时,也可以看到恭亲王的影响力和决断。
我们今天去读恭亲王和李鸿章的史料,有一条可以印证恭亲王对光绪的约束力。在朝鲜问题发生后,李鸿章受到的举报非常多,心里非常不高兴。但皇帝劝他谅解,慈禧太后也劝他谅解,因为当时的体制是允许举报,而且鼓励举报的。这时李鸿章就对这种政治相当失望,在外交和朝鲜问题的处理上,李鸿章相当消极。恭亲王发现李鸿章有这种情绪后,就写了一封密信,让翁同龢到天津和李鸿章讲,不要顾及这些胡说八道的人,该怎么干就怎么干。我们可以慢慢体会出来,恭亲王是真正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有约束力的人,是有影响力的实际操作者,忠诚更不必说了。对光绪皇帝来讲,他是长者,对慈禧太后来讲,是作为小叔替嫂子管事情,可以看到他的正义正当性。所以他对光绪皇帝的约束力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。
3、到底谁想杀死“戊戌六君子”?
凤凰网历史:戊戌六君子被杀十分迅速,而且是“不审而诛”。慈禧太后为何着急去杀戊戌六君子?
马勇:戊戌六君子之外还有几个人,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张荫桓,戊戌的维新改革因他而起,也到他为止结束,康有为因他而进入政治中心,也因他而失败。张荫桓是总理衙门大臣,驻过美国公使、古巴公使、意大利公使,出使过英国,跟日本外交界的关系也非常铁,是个能人,如果不是发生戊戌变法,在李鸿章之后,张荫桓一定是很重要的外交角色。但是恰恰在戊戌政变发生之后,“戊戌六君子”被抓,张荫桓很快也被收监了,但张荫桓和这六个人的地位不一样,刘光第、杨瑞、谭嗣同都是四品、六品官员,级别很低,但张荫桓是总理衙门大臣,级别高。张荫桓被抓之后,立马引起国际外交界的震动,英国公使、日本公使都去营救他。这个营救过程也很有戏剧性,他们商量的结果,是找张荫桓的死对头李鸿章去救张荫桓。于是,日本公使代理林权助半夜去找李鸿章,他说,中堂你应该救张荫桓,在包围颐和园,捉拿慈禧太后的事上,张荫桓是无辜的,他是个人才。李鸿章说,你有什么理由让我去救他,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仇人?张荫桓原来是我的部下,后来背叛我,我怎么能救他呢?林权助说,我知道中堂一定会救他,我才来找中堂。因为高人过招会惜才,你也会从国家的前途去考虑,也会讲道理,不会计较个人恩怨记死仇,李鸿章不再说话。
那么,林权助估计李鸿章可能答应了,这时李鸿章再想,现在三更半夜,明天就行刑了,我怎么救他?林权助还是不慌不忙地说,中堂若想救他,自有办法,之后就走了。林权助找李鸿章大概是夜里十二点到一点之间,过几个小时就上朝了,那时李鸿章住在贤良寺,就是现在的王府饭店,他之后怎么到的东华门,第二天早上怎么进宫,也许是提前有信给宫里,或者到了上朝时再去商量,这些过程都没有记载,但张荫桓确实因为这次营救而解脱了。清廷最后给张荫桓的处分是发配他到新疆充军,张荫桓不服气,从北京押送他充军时,骂了一路,负责押送他的两个人写写画画的,把全程记录下来了,这个资料收录进《戊戌变法资料集》里。我们可以看到,张荫桓一直觉得他很委屈,李鸿章和日本公使去救张荫桓,也是很正当的,但这件事对清廷来讲是一个大事,因为外交干预了中国内政。
戊戌政变发生之后,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心里的死结一下就出来了。因为根据“戊戌六君子”的交代,基本上就指向一点,他们敢认罪,敢说我们就是想包围颐和园,把太后拿住,让太后把权力交给皇上。除了刘光第不知情,谭嗣同、康广仁、林旭都不否认这一点,这就等于把光绪皇帝出卖了,好像这件事和光绪皇帝有关,至少他是利益分享者,因此,光绪和母后之间的心结就结成了。
可以看到,一是慈禧太后确实想杀死这六个人,有不杀不解恨的感觉。光绪皇帝大概也希望早点把他们杀了。因为光绪皇帝毕竟和杨锐还有一份秘招,虽然这份秘招本身和政变没关系,但毕竟他有证据在杨锐那,而杨锐也被抓住了。这样一来,光绪皇帝也希望早点杀掉这六个人,所以这六个人才被“不审而诛”。
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,对很多东西也是猜测,以历史学去推理,但是史料到这就是断掉了。到现在为止,没有一个人看到过审判六君子的记录,按常理,到了步军统领衙门,总会有问话和记录,但是都没有。在这种状态下,我们只能根据外围资料建构框架,里边就少不了这种推理。研究这种重大的政治冲突,如果没有档案就不说话,那这就成为历史空白了。所以就要去思考为什么清廷不经审判,不经司法而迅速处死这六个人,这也是后来外国对这件事情的批评。
4、慈禧太后与光绪真是“死对头”?
凤凰网历史:所谓“帝后两党之争”这个说法准确吗?它的实质是什么?又是怎么逐渐形成的?
马勇:我从来不否认“帝党”和“后党”是事实存在的,但是这和光绪、慈禧本人没关系。帝党和后党不是在戊戌变法之后出现的,在这些年的研究中,我觉得可能和1888年有关。1888年,光绪皇帝亲政的时候,慈禧太后必须要把权力要移交给他,因为她对这个儿子非常喜欢,光绪皇帝读书读得很好,而且文明、勤奋,我个人觉得他是中国这五百个皇帝中最优秀的,就是命不好,身体不好。而且他懂英语,有专门的英语老师,而且懂现代政治,研究宪政,研究西方宪法。慈禧太后对他非常欣赏,1888年他刚刚17岁,亲政是必然的,太后就想把权力移交给儿子。
1888年是清廷政治中的很重要的年份:北洋海军成军,表明清帝国已经从原来的衰落状态走向振兴,历史当中讲的“同光中兴”不是假的,传统的中国史学认为这个时候中国真的振兴了,那应该是慈禧太后最高兴的时候。有这么优秀的儿子,又是大清帝国感觉最好的时候,那么就应该结束一个时代,开辟一个新时代,太后的想法就是,选择一个黄道吉日移交权力。结果光绪皇帝长跪不起,说母后不能走,我现在还年轻,这么大的国家,我哪能负得了这么大的责任?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也长跪不起,他说太后不能走,你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就退隐山林了。醇亲王也长跪不起。
在这种请求下,如果慈禧太后当时铁了心,执意移交权力,那历史可能就不一样了。结果她心软了,对儿子的爱,对王朝的责任,各种因素促使的结局就是:那好吧,我帮你再看两年,但是皇上要开始亲政,开始见习处理政务,但是慈禧太后也处理政务,这是中国政治当中最忌讳的,因为天无二日、国无二主。但1888年慈禧太后的犹豫,就导致了天有二日、国有二主,之后一波年轻的边缘化政治人物开始往光绪皇帝身边靠拢,慢慢形成了以皇帝的利益为利益的所谓“帝党”。
另外还有一波老臣,像李鸿章,从1860年慈禧太后刚刚掌权时,李鸿章就已经是江西巡抚了,1888年李鸿章已经60多岁,该告老还乡了。像李鸿章这样的老臣有一大批,这一批人就和慈禧太后共进退,不可能再去投靠小皇帝了。中国老的政治原则本来就是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,无论新皇帝认不认我,我不能自己出卖自己。因为这种政治格局,1888年开始渐渐形成“帝党”、“后党”,有一波人跟着太后维稳,只要太后在,我们就把这个家看好,小皇帝上来之后,我们就告老还乡,这是老政治家在中国传统政治影响下的必然结果。
但因此围绕在太后、皇帝身边的就有两种不同的人。比如珍妃的老师文廷式,和光绪皇帝还有某种亲戚关系,他和珍妃的哥哥关系非常铁,原来的政治失意者、边缘者出于各种因素向光绪靠拢。在这个过程当中,像张荫桓也开始慢慢游离。因为张荫桓的年龄不太大,跟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关系都不错,他也开始更多地偏向“帝党”,1895年之前慢慢就形成了两党,甲午战争前,围绕在光绪皇帝身边的人,就主张皇帝对一些重大事务采用强硬办法。
我们可以看到,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决断,是逐步往强硬上走的,某种意义上来讲,是光绪皇帝身边的一波人导致的。这一波人的目标是希望通过一个外交事件让皇帝树威。如果这件事情是光绪皇帝处理的,而且赢了,皇帝的威望当然会提高,这相当于御驾亲征的效果,未来亲政肯定不一样。
而且1894年恰恰是慈禧太后真正下决心要彻底退出的时刻。1894年旧历年初一开始,慈禧太后就不断发布奖赏,奖励跟随她一辈子的老臣、满洲人、汉人。可以明显感觉到,1894年慈禧太后过60大寿时,想用60大寿来结束一个时代,从1888年到1894年,她又给光绪“看了”六年家,60大寿是退位的一个很好的理由。所以1894年是清政府的“政治大年”。慈禧太后要离开,我们可以体会到,为什么慈禧要重修颐和园?因为太后讲,她退位之后,不再住在宫里,不再干预朝政,要住到一个很远的地方,完全退隐。我们讲的“帝党”、“后党”,就在这样一种复杂状态下形成了。我觉得,这样去还原可能更有道理,而不是总去分析慈禧光绪母子是“死对头”。
5、亢奋、激情的状态是晚清变革一大问题
凤凰网历史:一直以来,关于晚清应该选择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议一直存在,有人认为,慈禧推行的清末新政更适合晚清中国的发展,您对此怎么看?
马勇:其实历史发展中,最早都是走这种中间路线,走不下来才走极端路线的。孔子说:“殷因于夏礼,所损益,可知也;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,可知也。”三代的发展就是有继承,有添加,有去除,是一个损益的过程。《周易》里也讲: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。中国政治发展,包括人类政治发展也都是这样。在晚清中国,对政治权力的厌恶,非去之而不可的决心发生得很迟。从1860年开始,晚清政治走到一个新时代,工业化发生,等到甲午战争失败,都没有人想到推翻清廷,推翻满洲人,更不要说废除皇帝,走向共和,走向民主政治。894年11月,孙中山的一个人觉醒,十几年后,导致了民族和国家的觉醒,但今天还原那段历史,孙中山很孤独,一个人在檀香山和二十几位同道成立兴中会,就要推翻满清,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,我还专门写过文章,讨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。但在那时,革命并不是中国人的选择,即使1900年发生义和团这样的大事件,中国人对清廷都没有真正丧失信心,也没有做出推翻清廷的选择。1901年,梁启超在流亡时发表《立宪法议》,他对世界大势有统揽的考虑,他说现在世界上有三种流行的体制,一是大清正在执行的君主专制,一是美国由人民做主的共和政治,一是日本正在实行的君主立宪。
从《立宪法议》可以看到,1901年梁启超的思想渐渐成为中国人的主导思想,到日俄战争,五大臣出洋考察,清政府实际推行预备立宪之后,更成为中国人的共识。所以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,革命真的非常边缘化,杨天石老师等老一代的研究者都认为,1906年之后,革命进入了高潮,但我认为,革命恰恰在这时走向了毁灭。发动武装起义,不是表明革命要进入高潮,而是革命就此结束。
我们可以看到,为什么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流亡在海外?孙中山觉得,几个月前发动镇南关起义和黄花岗起义,他在现场都没成功,这次他不在,怎么能成功?革命毫无这种可能性。因此当时,中国所建构的体制就是走向君主立宪国家,君主权力至上,但是又受到某种边界的约束。晚清的政治路径变革是必然的,但是变革的方向并不是要去除君主。
包括严复,他是始终不变的君主立宪主义者,大家都认为君主立宪好,但为什么晚清最后没能往君主立宪发展?大家都觉得很困惑。因为改革到了一定程度,有一个很大的难题,那就是“改到自己”怎么办。从君主和国家的权力角度看,君主本身对立宪都没有意见,但是原来跟随君主打江山的这波人有意见。清代有八大王爷,后来有十二王爷,这些利益既得者,他们的特权历代相传,犯罪都不被治罪,但如果走向君主立宪,他们的政治特权就没了。
因此清廷到最后阶段,没有想到一个退出机制,为什么不能让这些王爷们继续享受特权,在共和体制下,给他们一个特例呢?立宪之后不再产生新的特权阶层,但是已有的特权应该保住,设立一个退出机制,否则这些特权阶层会认为,我们祖上抛头颅洒热血换的江山,付出那么大代价,凭什么你一句话就把我们取缔了。
1911年底到1912年初朝代的更迭,就是因为最后时刻没有解决如何收买特殊权力阶层,而且时间太匆忙。1921年,章太炎在《大改革议》中也很后悔,说我们当年为什么没有去思考未来怎么建构。如果把严复、梁启超、杨栋的思想容纳进来,很从容地去选择,但是假如大家对这个小皇帝不满意,我们可以重新选一个皇帝。皇帝实际上是大家妥协的产物,并不是血统占优势,严复这篇文章是向全世界公布的,在《泰晤士报》发表了,但是那时大家都处在一种亢奋、激情状态,没有人去仔细思考这个问题。所以在革命和立宪的选择当中,真正理想的状态,应该是一种温和的、坚定的改革,但是历史往往就一定要走向极端,理想中的历史,和实际历史之间的差别,放在晚清至民国的背景当中可以这样想。
责任编辑:王诗云 PN132 作者:马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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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9-25 11:46 | 显示全部楼层
又見小姑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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